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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市辽墓的发掘

选自《考古》2007年08期,王银田、解廷琦、周雪松。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大同市城郊先后发掘和清理了数十座辽墓。本文遴选5座尚未报告者予以报道,其中有1座竖穴土坑墓、1座砖室墓和3座砖室壁画墓(图一)。现将这5座墓葬的清理情况简报如下。一、南关辽墓南关辽墓位于大同市南关,北距明清大同府城南垣约1...

选自《考古》2007年08期,王银田、解廷琦、周雪松。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大同市城郊先后发掘和清理了数十座辽墓。本文遴选5座尚未报告者予以报道,其中有1座竖穴土坑墓、1座砖室墓和3座砖室壁画墓(图......

选自《考古》2007年08期,王银田、解廷琦、周雪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大同市城郊先后发掘和清理了数十座辽墓。本文遴选5座尚未报告者予以报道,其中有1座竖穴土坑墓、1座砖室墓和3座砖室壁画墓(图一)。现将这5座墓葬的清理情况简报如下。


一、南关辽墓

南关辽墓位于大同市南关,北距明清大同府城南垣约1700米。此地原属于大同市经济管理干部学校(简称干校),现已并入大同大学。1985-1987年,在干校建校期间先后发现3座辽代墓葬,其中砖室墓2座(),土坑竖穴墓1座(M3)。

Ml位于干校教学楼中部南端,1985年8月建教学大楼时发现。被破坏严重。该墓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及墓室组成。方向185度。墓道位于墓室南部,呈长方形斜坡状,东西两壁为自然生土,长约2.3、宽0.55米。甬道拱形顶已残,高度不详,长0.74、宽0.55米。墓室平面呈圆形,用长方形青砖顺砖单层错缝砌筑,穹隆顶已塌,高度不明,直径1.15、残高0.6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1.5米。墓室设铺地砖,南北行单层错缝平砌,砖长34、宽18、厚4.5厘米。

葬具为一长方体石棺,长约0.5米,内有少许骨灰,原置于墓室内中部偏北处,被施工人员取走。仅在墓室填土中发现2块彩绘陶片,无其他随葬品。

M3位于干校院内西北角,1987年7月在此处建房挖地基时发现。竖穴土坑墓,

平面呈方形,边长1.75、高2米。墓向183度。墓四壁为垂直生土壁,墓底为自然沙层。墓底见骨灰,无葬具。随葬品为3件白瓷小碟,原置于墓室东北角距墓底0.2米的填土中,发掘前已被取出。

白瓷小碟3件。其中2件形制相同,圆唇,腹稍鼓,圈足外撇。内底有五个支钉痕,外腹部下半截露胎。白胎,质地坚硬。M3:1,口径11.2、圈足径4.8、高2.9厘米(图二,1)oM3:3,平折沿,圆唇,折腹,卧足。卧足及腹部外侧露胎。口径10.5、圈足径4.7、高2.4厘米(图二,2)。



墓室四壁及墓顶、墓门墙、墓道北端东西两壁都绘有彩色壁画。壁画地杖为草拌泥打底,表面覆盖一层厚0.5~1厘米的白灰,壁画即画在白灰层上。

墓道与墓门墙壁画这两部分壁画的内容相连,在墓门两侧与墓道东西两壁拐角处。用墨绘出立柱两根,将其分为墓道两壁与墓门墙等三部分,柱头上有斗拱,绘额、阑额及紡斗、一斗三升拱等,斗拱着红色或土黄色。墓门墙正中有类似云气纹之类的纹饰(图四)。



墓门对面的北壁正中绘两扇红漆大门,每扇门上各绘三排黑色乳钉,每排五枚。两门柱柱头饰涡纹。东西两侧的两幅均为长方形直根窗,各绘直极六根。西壁正中的一幅亦为两扇大门,门上部三分之二绘菱形格,下部三分之一绘直极,门柱两侧的两幅均为方格纹。东壁正中的一幅绘两扇大门,形制上置一短流长把注壶。火盆左侧为一方格纹墩,外表用墨线勾出方格纹,下端有四个矮足(图六)。甬道口西侧的一幅绘二侍女,左侧侍女身着襦裙,淡红色襦,广袖,青绿色长裙及地,双手捧一花口大碗。右侧侍女着广袖长裙,仅存腰部以上及裙摆,服装与左侧侍女相同,但颜色略有不同,为青绿色襦,淡黄色裙。此侍女束高髻,但与甬道口东侧侍女的高髻不同。此二人体态丰腴,面庞圆润,像中年人。二人面前有一高桌,桌腿为蹄足,桌面置扩"器物数件,但器形已无法辨认。墓葬位于大同市南郊区西万庄乡五法村东南约0.5公里处,1991年10月下旬清理。


(一)墓葬形制

砖券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方向192度。墓道位于墓

与北壁正中所绘门相同。但有一扇门半开,门缝中绘一少女侧身半出。少女着广袖长裙,长裙及地,左臂弯曲,左手抚于门上,高髻,似在向外观望(见图五)。甬道口东西两侧绘有人物,为仆人、侍女,作侍奉主人状。其中东侧的一幅绘三人,站立一排,皆着窄袖圆领长衫。右边一人为男性,束发,双手捧盘,盘中盛放桃子等水果,身着紫色长袍,左衽,腰系青绿色腰带,脚蹬尖头靴。中间一人亦为男性,束发,身着黄色长衫,双手叉手捧于胸前。左边一人为女性,双髻,着青绿色长衫,腰系带,带端有带扣,但带扣并未使用,而是将其与身体左侧的腰带打结,脚穿尖头靴,双手托一盘于胸前。此少女面带微笑,似在侧脸与身旁两人交谈。三人身前地面放有一个方形火盆,火盆四周饰壶门,中有火,火室南,未清理。甬道为砖券,长0.7、宽0.78、高1.23米。墓室平面呈圆形,穹隆顶已坍塌,底部内径2.76、残高1.6米。墓底中央偏北有一方形供桌,由一层条砖砌成,已被扰乱。桌旁有石臼杵1套,陶罐及黑釉注壶各1件。铺地砖系用素面青砖南北平砌一层,砖的规格为长34、宽16、厚4.5厘米。

(二)墓室壁画

墓室周壁用土红色立柱将壁画间作十幅,每幅画面高0.8米,除墓门占一幅外,其余九幅大部分已被破坏。现将几幅较为完整的壁画简介如下。

墓门西第一幅为门吏一人,侧身面向墓门站立,着土红色长袍,腰系带,双臂弯曲于胸前,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执一骨朵,脚穿尖头靴,此幅人像肩部以上残缺(图八)。


第二幅为牵马图。牵马人面向墓门站立,身着红色圆领窄袖衫,腰系带,头戴冠,脚穿皂靴。左手执辔,右手掌鞭,似在等待主人出行。人与马后绘衣架,架上晾晒有衣被之类的物品(图九)。



第三幅为牧群。画面残缺,占画面大部分的是马群,马或走或停,左边一匹则在低头吃草。马的右下方为绵羊群(图一O)o


第四幅及后面的画面残损严重,大约是门窗之类的图案。

墓门东第一幅为门吏一人,画面残缺,只剩双脚。第二幅绘鸡腿坛3件,钵1件。第三幅为1头牛,牛身后有2只动物,漫漁不清。牛头上方有一个三角形图案,不知为何物(图一一)。


此外,在墓室东北侧的立壁下,从壁上掉下的一块壁画残片上有一些文字,有“使劫钱”,“陆拾贯……孝”等字。在第二幅壁画的上方用红色打底,其上用墨线绘有网纹。

(三)出土遗物

3件(套),有单把灰陶罐、黑釉壶和石臼杵等。

单把灰陶罐1件(五法村Ml:1)□侈口,圆唇,束颈,溜肩,平底,口沿至腹部偏上处粘接一把手。口径12.8、底径8.1、高17厘米(图一二,1)。


黑釉注壶1件(五法村Ml:2)。颈部以上残,矮颈,鼓腹,肩部一侧有流,已残。通体施黑釉,圈足露胎,缸胎。底径9、残高18.3厘米(图一二,3)。

石臼杵1套2件(五法村Ml:3)。臼形似盆,斜腹,平底。内外密布平行线状凿痕,无使用痕迹。口径37、底径24、高10.5、壁厚约2.7厘米(图一二,4)。杵为四分之三球体,安柄的一侧削成平面,中间有一孔,木柄已朽。直径12.4厘米(图一二,2)。

三、周家店辽代壁画墓

1974年4月在大同城区纸箱厂发现。墓葬位于明代大同府城西南约1.5公里处,南距周家店村1.3公里。这一带是大同市地下文物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多次发现唐代与辽代墓葬。此墓在墓室券顶及北壁各有一处盗洞,已遭到严重破坏,未发现随葬品。

(一)墓葬形制

该墓为砖券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向172度。墓道位于墓室南侧,是在自然土层中挖掘而成的,有八级不规则的台阶。墓道南端较窄,向北逐渐加宽,变深,水平长10.25米,墓道上口宽1.42、北端与甬道口相接处宽1.85、深5.48米。以平砖丁、顺相间砌成,并用褐色粘泥勾缝,砖长35.5、宽17.5、厚5.5厘米。墓室地面用灰色素面条砖东西行错缝平铺一层。墓室为砖雕影作仿木结构,表面涂彩作画。用影作立柱六根,间成七幅画面。

(二)墓室壁画

在影作砖雕表面或立壁上涂抹1厘米厚的白灰层,表面打磨光滑,在白灰面上绘制黑色及彩色壁画。墓室内的壁画自上而下分为三层:上层壁画位于穹隆顶的下端,绘有人形十二生肖图;中层在穹隆顶与立壁之间(墓壁上部),为仿木结构建筑的梁架部分;下层是以人物为主的画面。

墓门为砖砌,圆拱形顶,宽1.25、高2.01米,上筑墓门墙,通高3.75米。砖砌立柱、包框、门簪、上槛,均涂以红色。门楣上方绘红色方格窗。砖雕斗拱系单抄四铺作,柱头铺作的柜头直接放置在柱头上,而不用普拍杭。补间铺作在始斗下用朱红绘驼峰。斗拱上刻有替木、大连檐、飞椽、小连檐、飞子、阴阳合瓦顶等(图版伍,1)。


甬道以灰色条砖错缝平砌,拱形顶,长1.68、宽1.25、高2.01米。甬道南端两侧壁下部各有一个小壁龛。甬道入口处砌封门墙,下端平砖丁、顺相间,上端用立丁砖与残砖垒砌,褐色粘泥勾缝。

墓室平面呈圆形,穹隆顶,底径4.85、内高4.78米。周壁用青灰色单面沟纹条砖十二生肖,北壁正中为鼠,其余生肖形象依顺时针方向排序(图版伍,2)。这种题材的绘画在晋北地区辽墓中尚属首次发现。


2.中层墓室周壁为砖雕影作,外表彩绘仿木结构建筑的梁架部分。柱头上及铺间均用了比较规整的斗拱。柱头铺作六朵,铺间铺作五朵。用黑、红两种颜料绘制出颜色鲜艳的阑额、驼峰、柱头杭、罗汉析、替木等建筑构件,撩檐杭为凸起的砖雕,表面涂红彩。柱头铺作的伊斗直接放置在柱头上而不用普拍杭,斗拱为单抄四铺作,柜斗上、中间施泥道拱一道,上边托柱头析,第一跳出华拱,承托令拱,泥道拱两端托散斗,令拱上用齐心斗,上置替木,再上承托撩檐析。

3.下层是以人物为主的画面,主要有以下内容。

甬道两侧壁面绘门神图两幅,人物装束大体相同:全身戎装,胸前有护心镜,披披肩,腰系带,束腿,于膝部结扎。东侧门神持弓(图版伍,3),西侧门神执剑(图版伍,4),皆脚蹬山石,怒目站立于墓门两侧。



墓门西侧绘“收财帛图”一幅。画面宽1.32、高1.5米。画面中心绘一个大箱,四周设紫褐色帐幕,桌面四角置有把手。箱长0.86、高0.31米。箱上放有筒囊和软囊各两个,筒囊长度接近桌子的宽度,纵向放置,呈细长圆筒状,外饰竖向的条纹,上下两端和中间有三道箍,外套的布囊朝外的一端口部束扎,其中一个筒囊透露着筒囊里面的卷状物。软囊较小,形似弯曲的梭形,两端扎口,表面画网格纹,相互交叉置于桌面中央。桌后立一人,头戴二脚平伸黑色硬角樸头,身着淡蓝色圆领宽袖长袍,下身被箱子挡住,叉手胸前,两臂之间横置一长尺,尺长0.51米。箱左侧立一人,亦头戴黑色硬角樸头,身着深蓝色圆领宽袖长袍,束黑色腰带。右手执笔,左手捧一卷帐册,躬身作记录状。身高0.86米(图版伍,5)o


墓门东侧绘“灯槃侍女图”一幅。画面宽1.26、高1.33米。画面左侧是砖雕高柄三盏灯集,外表涂红,灯高1.03米。灯藥右侧绘一侍女,头梳高髻,身着宽袖掩脚长裙。侍女左手平端油碗,右手持一长针,似欲用针挑拨灯捻并添油。双眼直视灯盏,神情专注。侍女高0.99米(图版伍,6)。


东壁正中绘“守门侍婢图”一幅。宽1.76、高1.27米。画面中央砖雕影作板门一座,板门两扇各施四路40枚黑色门钉。绘黑色铺首,两扇门四角近门轴处绘有黑色大门包叶、朱红大门及抱框和白色门簪。门两侧各绘一个守门侍婢,门左侧为男侍,头梳高髻,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足蹬黑履,两手举于胸前,侧身面向朱红大门。门右侧画面漫洩不清,从残存痕迹看是一个侍女,头梳双髻,身着长袍(图版捌,1)。


东北角绘“备膳图”一幅。画面宽1.73、高1.28米。画面上部砖雕直根窗,表面涂成红色,窗宽0.82、高0.67米。画面下方有一个盗洞,破坏了部分画面。画面下方绘有一个长方形火盆,火光熊熊。盆后绘一方炕桌,桌上置有多子盒、箱、碗等。桌左侧绘两个侍女,一前一后,前边侍女席地而坐,头梳高髻,身着交领宽袖长裙,右手举于胸前,左手挡于左脸前侧,双目直视火盆。后立侍女头梳高髻,身着交领宽袖长裙,长裙掩脚,双手捧一黑托盘,内置一碗,侧身面向前方而立。画面右侧绘有二侍婢,前立侍女头梳高髻,身着交领宽袖掩脚长裙,双手捧一桃形食品,侧身面向火盆而立。左侧绘一男侍,身着圆领窄袖长袍,左手托一盘食品,侧脸面向右边侍女,作交谈状(图版捌,2)。


北壁正中绘“守门侍官图”一幅。画面宽1.62、高1.31米。画面中间砖雕影作大门一座,大门及抱框涂红色,门簪涂成白色。板门上雕有四路32枚黑色门钉。大门紧闭,两门扇正中绘一把黑色长锁,门上方两角绘黑色大门包叶。门两侧各有一个守门侍官,头戴软角樸头,身着圆领宽袖紫褐色长袍,腰系黑带,脚穿黑靴,叉手胸前,侧身面向朱红大门而立(图版捌,3)。


北壁西北角绘“待客图”一幅。画面宽1.57、高1.31米。画面上部为砖雕直根窗,涂成土红色,窗宽0.77、高0.67米。窗下画一长方形高桌,桌面上置有多子盒、盘、碗及食品等。桌两侧各绘一身着官服的侍者,侧身相对,作交谈状。左侧官吏头戴黑色硬角幌头,樸头二脚平伸。留胡须,身穿圆领宽袖紫褐色长袍,束黑色腰带,穿黑色靴,叉手胸前侧身而立。右侧官吏亦头戴硬角樸头,留胡须,身穿圆领宽袖土黄色长袍,束黑色腰带,穿黑色靴,叉手胸前侧身而立(图版捌,4)。


西壁正中绘“侍女图”一幅。画面宽1.66、高1.33米。画面中间砖雕朱绘大衣架一件,架高1.45、宽1.35米。在衣架两侧各有侍女一人。左侧侍女头梳高髻,身着交领宽袖掩脚长裙,叉手胸前,侧身而立。右侧侍女发式、穿着与左侧侍女相同,两手举于胸前,侧身而立,眼视前方,神情安祥(图版捌,5)。


四、结语

重熙以后的大同辽代壁画墓已经形成一定的格局,晚期壁画最显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程式化”,墓室各面的壁画都有较为固定的内容气南关M2的壁画与辽代晚期墓有很多共同点,但不完全相同,与大同辽代早期壁画墓也相去甚远,它应是大同辽代壁画墓由早期向晚期的过渡形制,但其年代已距晚期不远。五法村辽墓壁画则具有大同辽代早期墓葬壁画的典型特征,所绘衣架在大同早、晚期辽墓中都能见到,但壁画中所绘鸡腿坛在辽代早期墓中极少见到,牧群更是随意之作,但它形象地反映了辽代大同亦农亦牧的社会经济状况。该墓应是辽代早期偏晚的遗存。自石敬瑪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随着契丹人的大批迁入,这里的文化有着浓郁的契丹化倾向,这在大同辽代墓葬壁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入辽以后,尤其是辽设西京府后,流行于北方民族的圆领窄袖长衫遍及朝野,男女皆穿,源于草原毡帐的圆形墓室及棺床上流行的彩绘地毯,驼车及牧马、牧牛、牧羊图等,形象地反映了大同辽代文化的独特面貌。

周家店壁画墓也没有纪年文字。此墓的墓室结构、规模大小与乾亨四年(公元982年)大同军节度使许从赘夫妇合葬墓⑥基本相同,均为仿木结构建筑的砖砌单室墓,坐北朝南,由墓道、墓门楼、甬道、墓室组成。墓室平面呈圆形,穹隆顶,用砖雕影作立柱六根,间成七幅(也可认为是六幅)画面。南面正中是墓门,其他柱间各面或绘板门,或绘直根窗,或绘大衣架、灯藥等。尤其是柱头铺作的伊斗直接放置在柱头上而不用普拍杭,这与许从赞夫妇合葬墓中所见的完全一致,也和现存的唐代和五代的一些建筑实物一致,是隋唐五代木构建筑的典型做法。

如山西五台山唐代建筑南禅寺及佛光寺东大殿,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平顺县龙门寺西配殿和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大云院弥陀殿,北汉天会七年(公元963年)平遥镇国寺万佛殿等⑥。在墓室壁画中绘制十二生肖的做法最早见于北齐娄睿墓⑦,与周家店壁画墓年代相近的生肖形象资料也曾见于河北曲阳五代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王处直墓®以及山西代县发现的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晋王李克用墓也是唐墓随葬十二生肖俑⑰的遗风。该墓壁画中的“灯集侍女图”则与许从赞夫妇壁画墓墓门西侧的画面完全相同。凡此种种,都说明周家店壁画墓应属于辽代早期。

周家店壁画墓墓门西侧壁画释为“收财帛图”,画面箱上所放置的两个筒囊在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中曾多次出现,如一号墓甬道东侧和前室南壁西部、三号墓甬道东壁,三处画面中的筒囊与周家店壁画墓“收财帛图”中的筒囊形状完全一样。其中三号墓甬道东壁绘二人,一人肩扛筒囊,左臂搭“钱贯”,另一人“左腋下夹一涂有红、蓝两色束扎前端的筒囊,右手持置于右肩上的黄色筐篮,筐篮内置青色钱贯。……当为向墓主人供纳钱物者”⑪。周家店壁画墓“收财帛图”中的筒囊里面画有卷状物,推测为锦帛一类,而桌后站立的一人手中所持应是丈量锦帛的长尺,桌子中央放置的两个软囊可能是钱囊,箱侧执笔者左手捧一卷帐册,正在记录收到的钱物,画面取意与白沙宋墓壁画相同。

与东北、内蒙古发现的辽墓壁画相比,大同辽墓壁画以反映居室生活为主,许多是反映室内、庭院生活的场面。早期辽代壁画墓为仿木结构,用柱六根,间成七幅画面,柱间各面或绘板门或绘直根窗或绘大衣架、灯藥等。在板门、直根窗、大衣架等两侧绘制侍官图、侍女图、会客图、备膳图、灯集侍女图等。壁画人物面相浑圆,神情各异,线条流畅,特别是侍女丰颐红颊,头梳高髻,广袖宽袍,似有唐俑遗风。而辽宁、内蒙古的多数辽代墓葬壁画则以反映室外生活场景为主,如法库叶茂台辽墓®中的骑猎图,喀喇沁旗娄子店1号墓西壁的放牧图®等,反映了粗犷、豪放的风格,这除了生活环境的不同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地域群体的不同性格。上京、中京等辽代墓壁画的出行图与归来图分布在墓道两壁,场面大,人物多;而大同辽墓壁画早期不见出行图,晚期有出行图⑭而无归来图,且规模较小,反映了当时的出殡情况也较为简単,说明上京与中京的厚葬之风对西京的影响甚微,辽上京、中京墓葬壁画常有山水画,而大同基本上不见。大同辽代壁画墓既受北方契丹文化的影响,又受到中原宋文化的影响,加上本地文化、习俗传统模式的制约,使它在宋、辽时期的墓葬壁画遗存中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附记:本文照片由予壁、周雪松、张海燕、张昭拍摄,线图由王文刚、曹臣明、张利华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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