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台境内这条古街的故事，您知道多少？

安丰旧事

老人家

杂牌军

旧时东台城是七里长街，安丰街也有七里长。在这个古老的集镇上，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各式武装力量像走马灯似的纷纷在此亮相。

先是日军两次入侵安丰。第二次时间长一些，约一个班驻扎在北极殿庙中。安丰有一位家住四圈门附近的丁某，曾留学日本，不知怎么被日军访到，逼他当翻译。日军撤走后，和平军接防。和平军全称是“和平救国军”，是大汉奸汪精卫的部队，老百姓称其为伪军、二鬼子。这和平军也打出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国旗，为区别于重庆政府，在国旗的下端缀有约十厘米宽的，长与国旗相等的黄色布条，上书“和平建国”四个字，每有一些活动，都叫商店悬挂。驻东台台城的和平军是一个团，团长叫赵军山。赵团长不大住东台，却常到安丰，原来安丰有一位名为赵凤英的姑娘，芳年十五，被他看中。赵团长每来安丰与她相会，二人必各骑高头大马招摇过市，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后面跟着的除几个勤务兵，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

和平军驻安丰时，有一次南石板大街的崔保长带着两个兵，到各家收缴铜器，说是为了支援皇军造炮弹。我家洗脸的铜面盆被无偿收走，衣柜上的铜饰件也被撬走。

日本投降，和平军开溜，安丰西乡有一支武装力量叫“野三旅”，很是活跃，常派人上街收捐。这“野三旅”最多只有两个营的实际人数，但却号称为“旅”，司令叫“许胡子”。那个时代，只要你弄来十几条枪，拉起一二十个人的队伍，就可以自封团长、旅长什么的。“野三旅”何谓“野”？鬼子投降前，它也打日本鬼子，也反对共产党，国民党他也不靠（但最终被国民党收编），装备不像样，训练不上规矩，有野性。驻台城日军几次开小汽艇去清剿都失败，因为西乡是“水荡子”，小汽艇常迷路，当然敌不过熟悉水乡地形的“野三旅”了。西乡有了“野三旅”，土匪活动少了，所以老百姓愿意捐钱捐粮，“野三旅”也得以生存。

我有个二哥才十五岁，平时调皮不愿意读书学习，有一次被父亲打了跪在家里，第二天人不见了。原来是跟家住“草鞋园”的一位姓徐的青年一起投奔了“野三旅”。徐某（现仍健在）是因为家里穷，“野三旅”一天两顿米饭吸引了他，而我二哥是好玩。得知二哥在盛堂庄某处，母亲硬是迈着小脚用了一天的时间把他找了回来。

黄桥战事爆发前，有一支叫“独立六旅”的部队，从北方来到安丰，准备到黄桥围歼从江南北撤的新四军。军队驻在永兴桥河东一带，旅部住在“理门公所”，每天早上在钟家油厂旁一块晒菜籽的空场上训练，我站在门口可以看到。被训练的这些兵和其他兵不一样，不会“下操”，听人说，这是才抓来的十几个“壮丁”。独立六旅的兵常走过永兴桥到我家杂货店买香烟，来者总要“美丽牌”的。美丽牌香烟贵，父亲晓得这些“丘八”不会好好给钱，回答没有，只拿出“老刀牌”香烟奉上。老刀牌香烟盒子上画着一个海盗，拿着一把弯刀，是大路货。这些兵买香烟准确地说是拿香烟，大多数不给钱。

还有一支韩德勤的部队，经安丰北上打八路军。这支部队最坏，在安丰大发“洋财”，半抢半拿，商家深受其苦。以致一句民谣流传很广：“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

▲安丰古镇上的东寺巷

张叫天

昔日的安丰关帝庙，庙前的一条路叫关帝庙巷子，西侧巷子口临街有一大拱门，拱门墙上经常贴着两整张的大红纸，上书：张叫天主演《徐策跑城》，徐艳秋主演《苏三起解》。

解放初期的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零年间，安丰的文化娱乐活动空前活跃，老解放区的革命文艺相继传来，那全新的形式和内容让人耳目一新。除了学生演出几部歌剧，商业上的青年文娱爱好者也不甘落后，大演革命戏剧。以文化馆干部汤平为首成立了“青年剧团”，演出歌剧《白毛女》，白毛女的饰演者是张佩珠。工商联主席束德逸另组织了“联青剧团”，自任团长，也演出歌剧《白毛女》，主演是周丽兰。还有些好热闹的男青年如丁雨荣、凌红宇等，则排演话剧《丁赞亭》。有时也请我们几个学生在汪束德带领下到后台帮忙。上述两个剧团有经济作支持，也不收门票，演出结束后都有夜餐吃。但这些现代剧的演出都不如京剧长演不衰。那个《四郎探母》《苏三起解》人们不知看了多少遍。安丰人有这个眼福应归功于张德芳。

张德芳从小就是京剧迷，由票友发展到组织京剧班子，班子成立后他专担老生一角，取艺名张叫天。旦角选的是邻居青年徐广珠，也是票友。这位徐广珠真是天造地设的旦角人才，瓜子脸，眼梢上扬，手一伸出来则是多变的“兰花指”，他取艺名徐艳秋。至于其他人员

诸如配角文场（乐师）等人，都是平时一起玩熟了的朋友，被张德芳收罗进班子内，经几次排练，粉墨登场。

张德芳的戏班子是收门票的，戏班子有开支，演员及剧务人员也有分成。十六岁的我，受爱好京剧的大哥影响，也有点喜欢京剧，张家班子开演以来，我并不是经常看，只有放学经关帝庙时等着看“开门戏”。每当演出，总有不少没有钱买票的戏迷，站在庙门口等着看开门戏。京剧班子在安丰演出，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下午最后一出戏结束前还有一二十分钟，就开门放人进去看，让无钱买票的人过把戏瘾。我也在放学后看过几次开门戏。安丰人常说：“开门戏好看，就是难等”，喻为办事要有耐心。

有时戏班子也移到北都天庙戏台子演出，都天庙场地大，在院子约二分之一的西侧，搭有木架子座位，在长凳上铺上木板，木板上再放长凳，堪称“雅座”，这当然是另收费的，东边则是一众站客了。

张叫天、徐艳秋的演技怎么样？只要晓得他们这个戏班子还到海安、南通、泰州演出，在苏北“跑码头”并受到好评，就可想而知了。

一次，张叫天带了一个外地小戏班子来安丰，张家班子是演文戏的，没有人会“武把子”，这个小戏班子会演武戏如“三岔口”等，这很合我的味口。某次在演一出武戏时，武生郝某要连翻三个跟头，戏台子纵深小，只好把“出将”、“入相”的布帘子拿掉，从后台翻过来。这三个跟头一直翻到台边上，把人吓得直冒汗。在演《济公传》时，也学着设机关玩噱头，在戏台子对面的大殿屋梁上，绑两根平行铁丝成梯形，直达戏台中央，大殿一端的铁丝上系上一把破铁扇子，届时济公用手一招，破扇子就从空中飞过来，济公随手一接，破扇子就变到手上。

别看这京剧演员在台上衣着光鲜、神采飞扬，一下了台，那样子不过比叫花子好一些。我们曾到后台玩过，看到他们就在后台打地铺，看那被盖也不怎么亮清，怪不得时人都称“戏花子”。

▲重建的安丰古镇旧戏台

麻雀会

很久以前的一天下午，安丰街上传来坏消息：“麻雀会”今夜要上街了！

“麻雀会”即吃大户，乡下的贫苦农民聚众到大户人家（地主资本家）吃一顿饱饭，然后再带走粮食。对这种情况我们安丰人用了一个很形象的称呼：“麻雀会。”上世纪二十年代，安丰有过一二次吃大户，就在堤东堤西一带，而这天夜里传说“麻雀会”要上街，正好

这期间安丰处在“真空状态”。早年，以永兴桥为中心，抬盐巷海河边这一带很繁华，这得益于永兴桥是连接沈灶、三仓和弶港水陆两路的重要通道。水路为三仓河，陆路则是经包灶的大路，永兴桥下常年停有卖粮的小木船。永兴桥西侧两边二三百公尺范围内，是一家靠一家的粮食行（旧时叫陆陈行）。一些稍有规模的粮行老板，听了“麻雀会”今夜上街的消息，很是惊慌，紧急将店中的粮食分散存放，胆小的有方怀松、杨会昌等相约坐门口河下的帮船，到“海下”躲一夜。

粮行老板不知“麻雀会”的深浅，以保命为上策，几家合租了河下的帮船，他们也约我父亲一同坐帮船逃难，父亲不愿意，一是我家在这海河边上只开了一爿两间门面的小洋货店（杂货店类），本钱不大，不值得“麻雀会”光顾，二是家中小孩多行动不便，只有将门加固一下。晚饭后我眼看着杨家携带小孩上船，还真羡慕他们能坐船去玩呢。这一夜父亲没怎么睡，到了第二天门一打开，左右邻居相见报平安。原来在这一天夜里，包灶、袁家灶的一些贫苦农民，分成几股吃大户，到街上的一股是一个叫周大的，带领十几个人在王家桥河边的大户张薄泉家，生火做饭饱吃一顿后，带走些粮食，其他东西均没有动，张家人也没有受到伤害，事后张老板见人只是拱手说：“太平，太平！”

另一股首领不知是谁，到了新灶大户陈宛家。陈家很富有，家中有花园水池小桥，据说也只是奔粮食而来，人无大碍。此后两方势力来去安丰，“麻雀会”的人没有再来过。

▲旧时古镇陆陈行的水码头

私塾先生

三十年代末的民国时期，安丰虽然有了小学，但父亲不大相信那种新式学堂，认为读《四书五经》虽不可能去治国，但安身立命还是需要的。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把我送到家住三仓埧的私塾先生牛芷青那里。这位牛先生不比本街的那些老“冬烘”，古文功底深自不必说，更是因他在安丰周家巷头的民国农业银行做过事，很有名气。他只收了二十几个学童，还都是关系户，一般人家子弟他不大看得上眼。小孩子上那私塾实在是很枯燥，教学是复式又复式，比我小的孩子学习《百家姓》《千字文》等初级读物，我来了就学《论语》《孟子》，比我高的学《古文观止》。每天早晨先生领读课文，从不解释，领读后背书约一小时，都在囫囵吞枣。那“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的句子根本弄不懂是什么意思。接着就是习字课，写大楷还可以，特别是讨厌写小楷，字帖是“星录小楷”，一个字只有苍蝇大。

有一次牛芷青先生有事外出好几天，请来周五爹代课。旧时安丰有三位知名“五爹”，都是资深私塾先生，一为周五爹，一为徐光斗徐五爹，一为吴大慈吴五爹。请周五爹来代课，没有相当的友情是请不来的，民国江苏省省长王茂公是他的学生，他还有许多学生、亲戚在美国留学。安丰知名人士办丧事开追悼会，都请他去读祭文，这是我们安丰特有的一种祭祀方式。有一次我随父亲去一人家参加追悼会，只见周五爹长髯及胸，形象极庄严地站在灵台旁读祭文。祭文内容我不懂，但那洪亮的“鞠躬拜”声震屋宇，把我一惊，现在他来代课，感觉有些熟悉。

还有一位代课先生徐五爹，他的趣事多，我们都喜欢他。每天早上他都叫学生帮他买两个烧饼当早饭，吃完烧饼后就用食指在书桌上蘸掉下来的芝麻送进嘴里。这时我们都不背书，看他这个动作。他人很胖，好打盹，这时我们就很自由了。下午放学要到他那里背书，背好了才准许放学，有的坏鬼趁他打盹时去背书，不熟的部分就跳过去，但徐五爹会在打盹中猛拍桌子：“重背！”他不看书就能知道你背到哪里了。

读了一年多书，牛芷青去了东台就职，我就转到家住甜河边的陈子勤陈益私塾先生那里学珠算。陈先生是账房出身，算盘来得。加减乘除我将就学了个半瓶子醋，就那什么“飞归”弄不懂。陈先生还教数学，有一位叫吴容芬的女生（安丰私塾先生只有他收女生）数学好，我常抄她数学作业上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