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到了耳顺之年,曾经在工厂的青春岁月,时常逃出我的脑海。虽然由于经济转轨和体制的改变,现在,工厂已不存在了。但我们为之奋斗的经历时时叩击心房,那段久远的工作经历却常在记忆中伴随着我,五年的工厂的蛰伏,......

已到了耳顺之年,曾经在工厂的青春岁月,时常逃出我的脑海。虽然由于经济转轨和体制的改变,现在,工厂已不存在了。但我们为之奋斗的经历时时叩击心房,那段久远的工作经历却常在记忆中伴随着我,五年的工厂的蛰伏,青涩的记忆依旧影影绰绰,完成一次痛并欢乐着的蜕变。半个世纪时光长河的沉淀,沉下的是经验的积累与踏踏实实厚重的脚印。
——题记
来自农村的我,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鸡西完成了学业并毕业。那年,我告别了老师和同学们,走出了校门,带着一个装着书籍的木箱和简单的行李,怀揣着梦想,来到了美丽的哈尔滨市,融入了工厂的大熔炉里,踏入社会人生的第一站。
当时我的年龄已过二十一岁,快到二十二岁了。因为我回乡参加过两年的农村劳动,有过社会经验,为此,我显得比较成熟。
那年的冬季,我刚刚从哈尔滨的火车站走出时,茫然四顾,举目无亲。那是一个雪夜,对一个刚入大都市的却习惯农村生活的人来说,多一份凉意,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又是自己向往已久的城市,那种欣喜自心中溢出。可是,毕竟是异乡,异乡的孤独,又是多么的刻骨铭心。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精彩源自于自己美好的梦想,而那种美好是自己奋斗的结晶。这里既令我新奇,又令我充满疑虑,对未来的预感,使我为之不安,在这里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在期待,我在渴望。
我真正走进哈尔滨是在冰清玉洁的冬季,抵达哈尔滨市后,一直住在煤管局招待所,各种报到手续都是在哈尔滨的同学大刘帮助办理的。我没有事做,吃了早饭,不愿在屋里闷着,一个人十分无聊,出了招待所大门,在大街上随意走着,坐着公交车来到道里,漫步在中央大街,感受一座座歌德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折衷主义、新艺术运动、法国先锋派和后现代派等各种风格的建筑,其实,哈尔滨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城市,她作为经过西伯利亚过境火车的枢纽出现于十九世纪末叶。俄国的铁路铺到这里,所以这里的房子大都是按照俄罗斯风格。建筑在夜色中,随意的瞅一瞅、望一望,雪后的中央大街,空气很肮脏。尽管这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城市,但对生态环境没有任何投资。取暖主要用质量很低劣的煤。那些老房子,甚至俄国人盖的青年风格的美丽房子,也从来没有维修过,新盖的四五层以上的难看的楼房几年以后也就变得不堪入目。街上行人穿着棉袄,脸冻得红红的,还能开开心心吃冰棍。第三天早上,我们鸡西矿院财会班三位大刘、张东明和我还有其他专业张小军、小彤、佟群六名同学去煤机厂报到。我们班的邹大明留在了煤管局做统计工作。
这个中型煤矿机械厂,她地处哈市西北城郊顾乡屯城乡路旁,距离市区较远,距离顾乡屯很近,到工厂需要从顾乡乘三十六线郊区车两站地,交通很不方便。当我听说,我们分配去顾乡屯,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分配到大城市,怎么又去了顾乡屯呢?其实不然,顾乡屯,是位于哈尔滨城西部的一片比较繁华区域。这一片区域,在哈尔滨城这座城市尚未形成之前,就有大批的人群在此居住聚留。哈尔滨城解放初期,曾经划为顾乡区,后来归属道里区。顾乡屯这个称谓,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令人颇有回味余地!
传说清朝末年,山东省昌邑县北孟乡大约有百十号人闯关东来到哈尔滨城。集中在顾乡一带种地为生。其中姓刘和姓宗的人最多,而且还是亲戚。初来乍到哈尔滨城,天气严寒,维生艰难。当时有一刘姓德高望重者,不知其姓名,为了便于相互关照,面对所有人制定盟约,不管姓啥,我们都是来自山东的乡亲,大家必须互相帮助、互相照顾,遂将大家居住的这一带命名为顾乡屯。这故乡的乡,是乡亲老乡的乡。这顾乡的顾,是顾及照顾的顾。原来,顾乡屯是哈尔滨城市形成之初,闯关东的山东人朴素善良的人性体现,是这些人渴望和谐幸福的一个美丽传说。
煤机厂占地八万平方米,职工一千余人,当时产值只有一千万元,是煤碳部直属企业。最初由六家私营企业主公私合营组建的,开始生产一些煤田地质配件,后来开始生产用于矿山用皮带运输机及其配件。厂长是位工程师,他办事认真,讲一口东北地方话。他略显臃肿的身子常在我们眼前晃动。工厂的辅助车间,旁边矗立着当时我见到的最高大的烟筒,车间里面装有一个锅炉,我们车间东边是变电所。工厂最大的车间是三车间,车间有一台前苏联的退役设备,也是工厂的核心设备,在三班制工人的操纵下,车工设备整天兹咯兹喀像磨牙一样鸣叫着。
我们来到劳资科报到后,一位年纪较大的女同志刘科长接待了我们,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还告诉我们在煤机厂,对老职工一般叫老师或师傅或李工张工的。然后,带我们一一参观了厂区各个车间。回到劳资科她叫来总务科姚科长,姚科长带我和大刘逐一安排了工厂办公室对面临街平房职工宿舍和床铺。我们宿舍一个房间住了四个人,有杜大夫、吴金库、张东明和我,后来又分配来一个李世庆。比起学校上下铺要好得多。房子是南北朝向,白天阳光充足,房间南面还有点地,开春早来的同事还种点蔬菜。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吴金库,早年分配来的大学生,看到我们刚来,生活用品也没带,钱也不多,就把他自己的碗筷借给我们用,而他也是住在单身宿舍的单身汉,他的热情和细微令我们深受感动,倍感有家的温暖。每天的三顿饭,都到工厂食堂里去吃饭。路途不远,过了道就是厂区,食堂在厂办公室东面平房里,厨房大师傅叫张仲亭,还有两位忘记名字了。每天主食有大碴粥、高粱米、也有大米饭、馒头、花卷,副食有白菜、酸菜、土豆、大头菜茄子、豆角等,总体来说,伙食还是不错,比农村家里的生活要好,比学校食堂也好。顿顿能吃上这样的饭,顿饱食果腹,当时的我,感觉很满意。
我们这一批分到厂里的大学生大概有六个。一到厂后,董大宝厂长就给我们开了一个欢迎会,在座的有劳资科长刘科长,还有工会领导及各个接收单位的领导,董厂长给了大家讲了一些鼓励的话,又给各单位领导说明了接收任务。当时各个车间领导都说自己单位缺人,争着要人,自然厂领导和劳资科早有安排,理由是要讲的,但计划还是要执行的,最后一个萝卜一个坑,按计划把我们分到了各个单位,当然,我们心情自然是非常兴奋的,说明工厂确实缺人。就这样,我被分到了动力车间,同到动力车间的还有小彤、张小军、佟群同学。当时辅助车间主任是姜世茂主任,书记是孙世昌书记;姜主任看起来是精明强干,但是,他喘气时自嗓子里会发出点声音,貌似气管炎病;孙书记看起来温和慈祥,感觉挺协调的。他们把我安排在综合组,小彤、张小军、佟群同学安排在电器组。我从农村生产队社员考学,然后分配到工厂,到工厂不是当工人,而是成了一名堂而皇之的工厂里的干部,这是我在心里暗暗埋藏了几年的夙愿,这种努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我总算尽量做到了,并且超过了我自己原来的期冀。
我的一个同学大刘分配到了工程队,有时间我也到工程队看看,工程队设备不多。但是,为工厂盖了好几栋职工住宅,那时都是福利房,所以,工程队也挣不多少钱。如果是现在工程队早就成为开发公司了。结婚时,刘同学还给我买了几块工程用料作床板,解决我手头资金资短缺的大问题。
我的另一个同学张东乐分配在铸造车间,所以,我经常去铸造车间溜达。铸造车间,每天要出六炉铸件,出铸件的时候,天车伴随尖利的叫声迅速滑动,好像全世界的声音一齐涌到我们头顶。粗大的钢链、巨大的轰鸣,以及转炉慢慢倾斜的炉身,让我们感到一种节奏:打击与摧毁。冶炼好的钢水“丝丝”地响着,从炉口缓缓流出,倒在铸件毛坯里,钢花在车间里溅得很远。这是一条钢的溪流——它们带着上百摄氏度的热量,散发在室内,蒸腾的热量随时烧透衣服,湿漉漉的汗衣贴紧了皮肤,那种感觉至今难以忘怀。炉前工在夏天穿着厚厚的工装,蒙着被炉烟熏黑的口罩(防止硅肺)和深褐色的眼镜,身上常常大汗不止。为了补充水分,他们每天必须吃几公斤冰块,下班时,虚脱的身子仿佛像个木偶,趔趄着随风飘动。
煤机厂北面是一条大沟,沟对面是缝纫机厂。厂西面是齿轮厂宿舍楼,东面是轮胎厂,厂前面是城乡路,路对面是红阳小学。哈尔滨的夏日,熏风习习,清爽宜人。我来厂半年后,把周围的田间小道,曾经近无数次地踏过,把近处的顾乡大街逛了若干次,渐渐熟悉的环境,新鲜和好奇轮成为一缕青烟,飘散而去。
我一同分到动力车间的四个同校同学,闲时,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谈工厂的现状、工厂的发展、工厂的环境等等。在厂期间,我认真地辛勤地工作着,从最基层的辅助车间核算员做起。一位很乐观开朗付广勤大姐负责统计,我负责计算工资,包括水、暖、电、成本核算等工作。我在动力车间工作的那段日子,工作上应该属于没什么“杂念”时光,依然保持着在大学里那种一心学习的态度。在动力车间大概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辅助车间比较熟悉,再要有所提高,也是水缸里的鱼——怎么游都有限了。
分到厂里的大学毕业生一般实习一年后,就会调到专业对口部门,我是八一年调到三车间,三车间是厂里最大的机加车间。我与其他大学毕业同学来说,还算是比较特殊的了。应该是工厂对我的全面培养。
在三车间,我体会到从一件毛胚到标准部件,再到安装整体机器的全部过程,经历了一个人在工厂机制下的全体感受以及有关劳动的某些含义。大学毕业那年,带着对生活的向往走进属于领导阶级的工人阶层。那时的我,每年都给家里邮钱,虽然不多,但也给家里解决大问题。我给处的朋友买的梅花牌手表就是那时用几个月的工资积攒起来的(其实很多是她的钱)。还为自己买一块北方牌手表,为了不让人看见,我常把表戴到臂弯处(笑,想知道时间须将衣袖使劲往上撸一撸。那时我的工友大多没有手表,他们对时间很麻木,他们只遵守工厂的铃声。在工厂,我们像一个个机器配件,穿梭于上下工序之间。我则是在计算每一个部件的价值。这里不需要强制,一切都要符合时间和工艺的要求。时间像一种无形的东西就绕在我们身边,它在倒计时地数着四三二一……
师傅们的衣服个个是浑身油污,满脸铁锈,就像常在街头看见过的那些退休工人,他们拥有同一表情:厚道、沉默,像过火的铁坯,两个字,那叫实在。其实,那个年代他们也就四十岁左右。他们有的整天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往来于家和工厂之间。那辆自行车有个特点:浑身都响,只有车铃不响。还有的是乘工厂的通勤车。我的搭档车间考勤员是个女孩,她来自中心区管局大院,她的笑声令我眩晕。而我的对手是一架算盘,我每天用八小时与它对峙,用屁啦啪啦飞转的速度和它讲话。在那家机械厂,很多像我搭档一样的女孩穿着带油污的肥大工装,穿梭于机器之间,她们有时像日光一样明亮。她们时有走神儿,她们有时和那些车间里的爷们扯犊子,有一次还把有个爷们裤子给扒下来,引起围观人哄堂大笑。后来爷们知道我搭档厉害,打闹有了分寸。我后来见她时,她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一边问我一些寒暄的话题,一边羞涩地侧着身子低着头。那一年她已下岗。
午夜的时候,夜班的铃声响了。那么多面孔从黑夜里涌出,让我感到眼前一阵模糊。我们衣着不整地走向车间和工人们工作的机床,背后传来下班工友疲倦地问候声、工具的碰撞声以及汗渍在夏天挥发的特有气息。我作为核算员是长白班,不上夜班,但是,我住独身,晚上没有事情,我常在夜里到车间里转转。黑夜里的工厂是另一个空间,仿佛黑夜的一个入口,人们从黑夜的深处赶来,听从工厂的指令。那段时间,我们车间常因为上边的一个电话或者一个通知,不分白昼的加班。那时工厂任务很满,都是部里机械制造局下达指令性计划,我们按照计划生产就可以了。那时用电很紧张,时不时就停电,再就是停三开四。停电时工厂车间里一片黑暗,从强烈的轰鸣声到瞬间的寂静,让我感到莫名的欢愉。只有这时,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睡觉,而不去理会时间的概念。夜里,工友们疲惫的面孔在黯淡的灯光下晃动,宿舍的门始终开着,困顿的工人习惯地摸到自己床边和衣而卧,他们已没有脱衣睡觉的习惯,很快,黑夜里传来如雷的鼾声,此时附近车间的机床响起来了———夜班的工人到岗了。机床很听话,只需要单击开关按钮,毛坯就会在机床上不停地转动,车刀在胚面上发出金属的嘶叫声。铁屑溅起的火花向四处散落,不过,不小心烫伤人的事件随时都会发生。
我看见工人们每天都要不断重复一个动作,然后按图纸要求,把毛坯加工成方形、圆形、菱形的部件。下班时,那些部件整齐地码放在车间的某个角落,它们在我眼前闪着铁质的青光,冰冷、僵硬。我走过车床,齿轮不停地转动,工人的目光常被飞转的齿轮缠绕得疲倦不堪。在速度面前,他们已分不清一场大雨与工厂之间的距离。那些年,他们有一半时间是在黑夜与睡眠中度过的。夜班让他们感受了白天太阳的光芒。时间曾令工人们晕眩。
北方冬季,大雪一场连着一场。机床从最初的转动到一场大雪,中间的机器逐渐加速。在北方寂寥的星光下,无数齿轮、无数双手重复一个动作,连续、呆滞,无数工人与机器一样在喧嚣中沉默着。
参加工作以来,亲身感受工厂的经济效益逐渐好转,也逐渐体验到所在城市的发展。我感到在鸡西矿院受到的教育还很浮浅,应当深化,完善所学知识,尤其是对城市工业经济问题似乎了解的更少一些。国家分三片对全国财务工作者进行再培训,东北由辽宁财经学院负责。财务老总征求我和同学的意见,我同学说“你小你去考吧”。我特别喜欢上学。这种喜欢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一点勉强的成分。这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充满了求知欲。它仅仅是一种爱好,说不上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比如说,以后一定要使自己成为什么等等。如果真要分析一下这里面潜在的动机。我想一方面是不想走父辈们走过的道路,另一方面大约就是一种对陌生世界探求的朦胧意愿吧。我是个没有金钱的农村出来的穷小子,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什么本事。不管前面的道路多么坎坷,但是,我只有一个信念,掌握知识,提高素质,因为我知道,当机遇来临时,素质是我的“助推器”,知识是我的“护身符”。在这种潜意识指导下,我毅然报考了东北财经大学。那时开春季节,车队高司机送我去冶金工业学校,连考两天,考有语文、数学、外语和理化四科。我的基础比较好成功考取了辽宁财经学院(现在称东北财经大学)工业会计函授班。
我夜以继日地学习,加之营养缺乏,我头发掉了不少。记得有一次,头后面的头发脱掉一片。当时,我同宿舍杜大夫说这是鬼剃头,他给我开了一个药方,我买了药吃上不久,就痊愈了。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感恩相遇,感恩我的这位室友。
一九八二年,我到了财务科工作以后,到车间机会少了很多。为了研究财务工作,我参阅了很多资料和书籍。不懂的问题我就向老会计师请教,别的同志认为“这个青年人和其他人不一样”。是的,我确实和其他人不一样,我善于研究问题,有一股钻劲、有一种毅力。童年时期的我打烧柴,曾近把一米粗的树根挖下来,四五个人抬都抬不动。那是历经贫寒、倍受磨难所滞留于我记忆深处的痛楚,对我今后的人生行程,起到了无可估量深远而有价值的影响。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中国最大的煤炭联合企业——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正式成立。我们煤机厂隶属于煤炭部机械制造局关系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生产任务需要找东煤公司机电设备部。跑东煤公司时间多了起来。这次隶属关系的改变,为日后煤机厂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在工厂里,穿着油腻的工装不停地在机器旁边堆砌的加工件中间往返。黝黑的机床、女工忧郁的眼神以及车间不断传出的轰鸣声覆盖了我的记忆。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学的研修。经济学减缓了机器对我的压力,压力大时,我便到工厂道南边那片麦田瞭望,黄昏时我常去那里观望落日,从中悟道了人生的诸多道理。
我来到哈尔滨城时,我没有去过别的大城市,所以,不知道哈尔滨城市是好还是不好,对这座城市整体还缺乏理性的认识。我去的最多就是顾乡屯,那里有电影院、有商店、邮局、银行,还有面粉厂。有时休息我们住独身小伙结伴去顾乡看电影。
这是我到工厂工作时的最初印象和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