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文昌县城郊公社联星大队队部的夜晚总是很热闹。大队团支部组织年青人在队部排练文艺节目,不时要参加公社的汇演或是下到生产队搞宣传表演。那些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等待出路的男女青年都喜欢到队部来。......
1970年,文昌县城郊公社联星大队队部的夜晚总是很热闹。大队团支部组织年青人在队部排练文艺节目,不时要参加公社的汇演或是下到生产队搞宣传表演。那些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等待出路的男女青年都喜欢到队部来。联星大队队部设在头苑上村,下辖方圆好几公里内的二十多个生产队,如果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推荐招工的名额,大队党团支部得对年轻人日常表现有个了解。大部分年轻人放工后回到家扒拉晚饭,洗漱干净,从各个村庄三三两两地相约去大队学毛选、读语录、练文艺节目。
其实年轻人们白天的劳动是很辛苦的。县里在兴修水利,从各公社各大队抽调劳力集中筑坝挖渠。这种高强度的劳动自然都派落在年轻劳动力的身上。鸿健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从霞场村跟大伙儿一起徒步一个半小时到达潭牛的升谷坡干水利。鸿健初中毕业时,曾在家跟着大人干过一阵水利,那时候他还是16岁的少年,干一天水利活感觉累到精疲力尽。现在鸿健高中毕业一年多了,22岁的青春正吐芳华。他比6年前更加健壮了,出落得英俊阳光,在热火朝天的水利工地上有用不完的力气,晚上回来去大队学习更加精神勃发。因为在大队,他可以见到娟子。
娟子18岁,刚从文昌侨中高中毕业回到蓝田村的家不久。她上学时一直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一表人才自然不必多形容。娟子心里是想上大学的,但是自己若被推荐上大学,全家人必须要过政审。娟子一想到远在东方县八所被下放农场的父亲和他想尽力隐藏的个人历史,上大学的心火就一点一点地熄灭了。娟子回到家中和母亲一起干农活。刚从学校毕业这半年,每天夕阳西下西风渐起时,娟子就忍不住在田野里放声大哭。她说不上来心中的愁闷,哭迷茫的前程,哭辛苦的劳作,或者就是为萧瑟的田野伤春悲秋。自从每天晚上到大队排练文娱节目后,娟子的生活恢复了一些色彩,也渐渐地有了朦朦胧胧的、新的期待。
娟子到大队排练舞蹈时,格外留意鸿健有没有来。鸿健在大队青年里是惹眼的一位,开朗健谈的他总是早到,带着一小队男青年,有意无意地转来转去后,到娟子排练节目的大瓦房那儿找她说话。他和她的眼睛里有着亮光,说话时嘴角要忍不住地翘起来笑着。
(二)
娟子不知道,其实鸿健很早就留心她了。
娟子的外婆家鹿堀村,就在鸿健的村子隔壁。十来岁的娟子经常独自骑着自行车去鹿堀,那时候还没有几家人有自行车。后来有两次异地相逢文艺宣传队,鸿健记得很清楚,虽然当时他招呼都没跟娟子打。1966年的冬天,所有学校都散了架子一般,学生们纷纷全国大串联。鸿健初中毕业呆家两年后,刚刚进入位于万宁县的广东省农业机械化技工学校读中专。他也随着队伍跨过琼州海峡,一路免费大吃大喝、大鸣大放到了广州。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他见到文昌侨中的文艺宣传队在表演节目,娟子也在其中。娟子才是14岁的初二学生,竟然也敢跟着同学出来串联!鸿健在文昌侨中读的初中,他乡遇到同学倍感亲切,自然上去跟同乡队伍寒暄,只是对娟子他装作不认识一样。天气越来越冷,海南的学生们没有更厚的冬衣,大部分人不敢继续北上,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梦想随北风飘散,他们也就各自打道回府了。又过了一年,农业机械学校对面的万宁侨中和它的联谊学校——文昌侨中搞联欢,鸿健当然过去攀老乡,又一次当然地他照样不(敢)拿眼多瞟娟子几次。就是这样,即使一句话不说,鸿健却对当时见过她的场景记得如此清楚。
1968年秋季学期开学后,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学校和单位分帮分派,文斗武斗。老三届学生毕业的毕业,分配的分配,鸿健的学校实在没法继续上课了,学生们面临着一年后毕业时无单位可分配的尴尬状况。上头干脆下来一个文件,让学校就地解散了学生们,把戶口和粮食关系派回原籍,学生们爱干嘛干嘛去。在国柱校长的鼓励下,鸿健回到母校文昌侨中读完高三最后一学年,以便有完整的高中毕业文凭。那一年娟子读高一了。有一天,鸿健在校宣传部做墙报,画着工农兵美术像,刷着大美术字。一个同学跑来对鸿健说,学校负责的公路工地上塌方了,土方打到了一个女生,听说是和你一个大队的。鸿健一下子扔下画笔跑了出去,不会是娟子吧!难道文艺宣传队不是在排练吗?他赶紧跑到县医院探望,原来是大队里另一位女同学,已经被救了。鸿健松了一口气,才发现刚才太紧张了。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
对娟子来说,在高中时鸿健的名号她是知道的。当时中学生也参加做水利。在竹包大坝工地,鸿健带着同学,在水利大坝上刷着几十米长的标语“热烈庆祝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胜利召开”,身边的同伴议论鸿健时,娟子会带点自豪地补充介绍:“这个同学是和我同大队的。”
(三)
学校的生活慌慌乱乱地结束了。鸿健倒是不像娟子那么失落,再回到乡下务农虽然很辛苦,但是鸿健觉得未来的道路很多,更何况,回到大队离爱情更近了。
这天晚上,娟子骑了车来,跟鸿健说她要早些走,要去县城托朋友帮她爸爸买汽车票。没想到鸿健一听,竟然很高兴。因为他刚好也有一辆自行车,是二姐夫借给他骑的。鸿健提议叫上小泉和麦颜,四个人一起骑车去文城。小泉比鸿健小三岁,是鸿健的跟班。虽然按他们村的辈份,鸿健要管小泉叫叔公,但小泉是实心实意地跟着鸿健当小弟。麦颜是娟子最好的姐妹,也是鸿健他们霞场村的。于是,鸿健骑车带着小泉,娟子带着麦颜,四个年青人如同被放飞的鸟儿一般,吹口哨唱着歌,穿过在黄土路两旁的田野,迎着清凉的晚风,在银色的月光下飞驰。
第二天,大队队部的人都在议论,说鸿健和娟子谈恋爱了。娟子像一株被人碰了的含羞草一样,退缩了起来。鸿健也不大好意思。两个人在大队都不像之前那样大大方方地说话了。
鸿健把这事暂时装在心里。这一年多,鸿健每一天都过得忙碌充实。不管是上生产队的工,还是被派出去干水利,或是大队组织的活动,鸿健都热情高涨地干。他心中那不可预知的未来,并无路径,也只能是先做个大队先进青年吧。
机会果然是来了。1971年初,城郊公社让联星大队推荐保送上大学的人选。为此联星大队组织了“讲用”大会,家庭成份好的年轻人们,可以讲自己在生产生活中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事迹。鸿健上学时公布的反党文学目录去废品站买书,脑子一半塞着小资产阶级文学,一半塞着毛主席语录。因此对鸿健来说,没有比写作演讲这种事更拿手的了。
“讲用”大会上,鸿健讲自己和小泉如何用一条小船一根竹竿,送邻居大德去县医院治腹水肿;讲自己在台风中抢救胡椒,被胡椒柱子打在身上时,如何想起毛主席讲过的话……在台下,娟子妈秀英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这么能干哟。”娟子听了,心里又被燃得热热的,在她妈面前掩饰着心里的骄傲。
很快,大队通知鸿健,他成为被推荐的两个人选之一。又很快,大队通知鸿健,公社只给了一个指标,只能让别的大队那个高中毕业更早而且干了民办教师的年青人去了。鸿健没有失落很久,头苑墟供销社来了两位领导,到鸿健家里问他,愿不愿意出来做商业工作。鸿健可以再等一年,等着新的上大学的指标;也可以抓着眼前的机会,出来参加工作。鸿健掂量不出眼前这朦朦胧胧的爱情和大学之间有多少距离,唉,蹚开一步算一步吧,他决定去供销社。
这一年年中,鸿健参加了县劳动局的招工,从此他从挣工分的变成了挣工资的。鸿健来到了县商业局报到、学习、实习,等着被分配到哪个公社。他和娟子的距离远了,也好久没说上话了。倒是周边的人说,鸿健是出来工作的人,不愁挑啊,不可能回来跟娟子好了。鸿健觉得要做一个正式的决定了。
(四)
暮色从田野里慢慢地升上来,白雾迷住了远处的田埂。娟子收工了,顺便在田边的水井打了两桶水挑上往家走。田埂的雾中走过来一个人喊住她,原来是蓝田五队的生产队长春花。她是鸿健的大姐,嫁在蓝田五队。春花走近了说:“娟哪,我听说你和鸿健在谈恋爱?”娟子吓了一跳,条件反射般忙不迭否认:“不是!他们乱说的。”春花沉吟了几秒钟,说:“要不,就是了吧。”娟子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她稳了稳,说”你问我妈去吧。”说完顾不上水桶里的水要晃荡出来,逃也似地地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娟子的三姑就上门了。三姑是春花生产队上的人,此趟正是为做媒而来。谁知娟子妈秀英一口就拒绝了,说:“我家娟还要等着上大学的。”其实秀英知道上大学这事已经无可奈何。只是这一刻,她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女儿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三姑也瞧出她嫂子的心思,这事只是早晚的问题。果然,三姑三天两头地就来磨秀英。不出两个月,秀英就跟娟子说:“娟哪,我听你三姑说春花前不久才挑了一担粿回外家,这么看来她外家新盖了房子呢。鸿健的妈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春花也是隔壁五队的队长,他们家成份好,你嫁去了也就不会有人欺负你了。咱们就肯了吧。”娟子也认真了起来,对她妈说,那就让鸿健写一封信来。
很快,鸿健寄来一封信,正式请求与娟子建立恋爱关系。
于是,鸿健和娟子算是得到社会和家长认可,可以公开地谈恋爱了。鸿健在县商业局分配时,又回到头苑墟供销社来。头苑墟到蓝田村大约三公里路,隔三差五的晚上,鸿健会走去娟子的家里坐坐,再踏着月色回到头苑墟的宿舍。这是他们被允许谈恋爱的唯一方式。秀英虽然越瞧小伙子越喜欢,但是绝不许娟子出门去谈恋爱,所以秀英常常捎口信去墟上,叫鸿健来家吃粿。
有一件事在娟子的心上压着,以前她不敢讲,怕鸿健知难而退,现在觉得感情熟了八分,还是要明白讲出来。这天她找机会跟鸿健说:“告诉你件事,我爸曾经是国民党。”谁知鸿健朗朗一笑,说:“我早就知道了。”
此刻鸿健不会想到,娟子父亲的历史问题,不久就要成为他前程上的第一个绊脚石。
(五)
娟子的父亲张明珍正在被东方县建委下放到农场劳动反省。他沉默惯了,不给家里的妻儿讲过一句自己目前的境况,只是从以前省吃俭用的存款里继续如常寄回家用。二十多年前张明珍做出人生中重大的选择时,确实没有想到会有如今的窘困,但是如果人生重来,他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因为他做决定时,只遵从内心情感的召唤。
十几岁的张明珍与童养媳秀英定亲后,就跟着村里叔伯,搭上一叶帆船,飘洋过海去了马来西亚。1942年的一天,24岁的张明珍在槟城的烈日下给红毛送完餐,同乡朋友告诉他中华侨务会在号召爱国青年回国抗日救国。当时,海南岛已经被日军占领,身边的同乡想尽办法接济家乡的亲人逃难到南洋谋生。张明珍卻决定报名回去参军报国。次年张明珍回到已经沦陷的广州,听同乡讲政府中的大官郑介民是文昌下水村人,正是自己老家蓝田村隔壁的老乡。张明珍写了自荐信托同乡辗转,求得郑介民一封推荐信,凭此考入黄埔四分校第十九期炮科。广州沦陷后,黄埔广州分校经过四处搬迁,已搬到到贵州办学。贵州的学习和生活非常艰苦,但在张明珍的记忆深处却是很珍贵,那时同学们满怀都是青年的报国之情。还没毕业,抗战就胜利了。1946年,张明珍赴南京的陆军炮兵学校任教。在这其后的两年内,张明珍与老家的秀英联系上,并接了她来南京过了几天安稳日子。但是国军在内战中渐露败相,使得他心中的报国雄情渐渐变成了终日不安。加上离家多年,他越来越牵挂乡下的妻子和老母。1949年春节前,形势已经慌乱不堪。张明珍动了个大胆的念头。一天晚上,趁学校办公室主任去打麻将,张明珍赶紧到他办公室偷得公章,在几张空白信笺上盖上公章,拿回来自己写上“拟派张明珍赴琼崖公干”云云。又趁春节前年假一放,张明珍把所有家当包裹好,过关过卡,一个人悄然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蓝田村。
家乡同样是兵败如山倒的颓势,慌乱的士兵一拨拨从村口外面的大路跑过,见到穿着呢子军装大衣的张明珍还不忘略略敬礼。一回到家,张明珍立刻脱下军装,再也没有让它们出现过。
秀英在丈夫离家近二十年时间里,吃了数不尽的苦。其中兵荒马乱的很多年里,丈夫音信全无,要不是不忍心放下孤苦伶仃的婆婆,她早就出去跟共产党闹革命了。现在丈夫回来了,解放了,中年得女,她以为日子要好过些了。可是没想到,新的更漫长的恐惧围拢了上来。
1953年土改时,村里人看着张明珍和秀英的眼光都不一样。更令秀英吓死的是,人们没日没夜地趴在她家的小院墙上,监视他们,议论说张明珍有枪有手榴弹。张明珍把军装烧掉,把毕业和工作的文书烧掉,把毕业时发的中正赠剑、蒋介石听他讲课后当即奖他的几十个光银塞灶肚里烧热后乱打一通,拿出去埋了。总之他把过去毁尸灭迹得干干净净,自己深入简出,从不出现在头苑墟的市集上。
村里又回来了一个大人物,当年跟了共产党干革命的,现任海南行署副主任。很快村里很多男人有了出去参加工作的机会。副主任找来张明珍,问知他教测量的,可安排去搞工程建设工作。其实张明珍教的是炮位测量,此番他感受到对方为政和为人的诚意,便道谢欣然同意。海南解放后不管是人才还是物资,都一穷二白。张明珍在海南行署交通处,参加设计中线公路、松涛水库等基建工程,就调去了海岛西南部的东方县建委支援基础建设。秀英和娟子隨迁几年后,终觉故土难离,仍将戶口迁回到了蓝田村。张明珍又开始了漫长的孤独生活。他再次的背井离乡,为一家人换来一份平安,虽然这份平安仍笼罩在无尽的恐惧之中,但也是非常值得的了。
家国命运的沧海桑田,在秀英身上上映着小小缩影。丈夫参加了国民党,活着回来忍受屈辱。她唯一的亲弟弟,参加共产党牺牲了,换来身后哀荣。秀英的外家母,是光荣烈属;秀英平时不少接济外家母和弟弟的遗孤。秀英外家同公的几个兄弟,都是革命干部。可能是基于这一层关系,乡梓里倒也没人存心来翻张明珍的旧账了。但是土改一开始秀英就看懂了眼前的形势。从此以后,她从不顶别人一句嘴,从不说别人一句不是,受了委屈还迎上笑脸。
张明珍和秀英对过去讳莫如深,即使对娟子,也只是说“炮校毕业”、“在学校时集体加入过(国民党)”,再不能多说了。但是娟子从母亲的委曲求全、讨好奉迎中,深深懂得母亲内心深处的恐惧。长大了,娟子也知道自己出身的限制,上大学就不要想了,到时候政审一查,别说上大学,搞不好还把父亲揪出来批斗。娟子很庆幸遇到鸿健。秀英虽然不舍女儿年小,但鸿健人好家庭成份也好,这门亲事她可不想拖。
(六)
1973年元旦前,鸿健和娟子结婚了。
嫁作人妇的娟子,再不去大队练节目。此时新婚的甜蜜,远远抵过生活的苦。只是到了婆婆家,20岁的娟子倒真是名副其实的小媳妇,勤快地干活,小心着别让婆婆发火。
鸿健的家庭,没人当过国民党共产党,自来都是无害无益自食其力的中农人家。此时鸿健的几个姐姐都嫁出去了,家中只有鸿健独子,是很简单的家庭。只是鸿健的妈是个厉害角色。
鸿健妈的外家在大观村,村里人都叫她大观嫂。大观嫂是霞场一队的生产队长,娟子很快就领教到婆婆的泼辣。公社时代,大抓养猪,每家自留生产任务是一亩一猪或一人一猪,二选一。所以猪苗很难买得到。娟子托外家人帮忙买了一只好壮的猪苗,不料想它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呆了两天越过围栏跑了。这下不得了了,大观嫂坐在院子里扯嗓子骂了娟子整整半天。婆婆发火的时候,连外出工作退休回来的公公都噤若寒蝉,鸿健又不常住家,娟子哪里敢说上半句,只好偷偷回屋哭。
不久娟子就理解了大观嫂怎会如此强悍能干。大观嫂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她是家中长女,嫁到霞场的时候,外家父母已经过世了,她回到大观垦荒种田养活六个弟妹。把妹妹们嫁(送)人后,大观嫂把唯一的弟弟拉扯到刚成人,弟弟就参加革命被打死了。大观嫂在霞场养儿育女也非常不容易,日本人刚来时,丈夫哥大炯还在湛江做事,她独自一人带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在红树林里东躲西藏逃过几劫;哥大炯刚回来没有良民证,被日本人抓去灌辣椒水整到半死,又是大观嫂四处托了汉奸救他出来。解放前几十年中,大观嫂经历亲人的死难、各种匪患、日伪无数扫荡、还有贫穷饥饿,她蹚这些苦难都蹚习惯了。
人民公社一开始,大观嫂就当了生产队长。生产队有农田活、有做网捕鱼的、有下海挖石烧灰的,还有派出做水利的,怎么派工怎么折计工分,这些事情队员们能从年头吵到年尾,有时送一桶粪肥送一灶火灰怎么记分都有架吵,大观嫂要不泼辣也没法干这个生产队长。但是光泼辣是远远不够的。霞场一队一百多亩地,分布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和低洼区,哪一铺田多大面积,派多少工、插多少秧、产多少粮、留多少种,大观嫂心里都一清二楚;年底收多少粮,交多少公粮,卖多少粮,买多少生产工具,细到牛缆簸箕,目不识丁的大观嫂也不会搞错;另外刮风下雨时哪铺田要开口放水、堵水,大观嫂要亲自去;派水利工时,谁都不想去,也是大观嫂亲自带头去。
好在吵吵嚷嚷中,霞场一队总是能做得过、有得吃。所以过着过着,娟子不禁敬佩起大观嫂来,一队老小到年底能不能分到余粮,生产队长可是很重要。大观嫂是典型的顾外不顾家的人,家里邋遢不收拾,她六十来岁了自己也落了一身病。娟子对婆婆的定义是,邋遢泼辣,深明大义。娟子把大观嫂的房间收拾起来,置买上新蚊帐新床铺,从此以后大观嫂每一件衣服都是娟子自己做,大观嫂每次生病都是娟子带去瞧大夫买药。
(七)
甜蜜的新婚日子过得很快,但是无辜的苦难又使它变得漫长。鸿健和娟子的第一个儿子生下来还在卫生所,就感染急性肺炎夭折了。娟子人生第一次体验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在瓢泼大雨中发疯一样地痛哭后,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娟子继续踩着单车,到处去做水利,寒冬腊月地泡在水里,年轻不知轻重。
鸿健勤快能干,走哪儿都能讨大人喜欢,在供销社进步很快。1974年,组织告诉鸿健他可以申请入党了。孩子夭折后,娟子不注意保养自己生病了好久,入党的事让鸿健和娟子高兴得心中又充满了阳光。可是一准备材料,发现事情没那么容易。
入党政审要交代家中每一个直系亲属的历史。娟子父亲张明珍的历史就没法交代清楚了。他在某些年,在什么地方,做过什么,有谁能证明,这可上哪儿去整这些材料呢。哪怕他自己在档案里如实交代了历史,也需查证属实。为了取得张明珍的证明材料,鸿健和单位的人都跑断了腿,可是并没有什么用。历史已经斑驳,物是人非,这证明材料看来要死无对证了。
鸿健在头苑墟宿舍的隔壁住着一位革命大姐。这老革命干部看到年青人能写能干,却被这无奈的事搞得前程受阻,老大姐惋惜地说:“这头苑墟上这么多姑娘,你非要回去娶娟子。娟子人才虽然不错,可是她爸历史有问题,这下可难办了。”鸿健却没被吓到,说:“哟,可别这么说,我和娟是在家没工作时候就谈的了。”这话也传到娟子耳朵里去了,娟子也不以为意,倒是蛮自信地打趣:“噫,头苑墟的姑娘丑得那叫一个均匀。”说完了还笑。
鸿健还真不信这个邪了,他更积极踏实地工作,他想只能凭过硬的工作表现闯下这一关。信函往来实在整不下来了,县供销社派人去了南京炮兵学校查档,终于给张明珍定了个“历史清楚”的结论。“历史清楚”和“历史清白”虽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不过“历史清楚”对鸿健来说结果也算不错了,因为证明了张明珍确实没干过害党害人民的事,还主动脱离了国民党。
入了党的鸿健很快就被调到县供销社,1977年鸿健已经是全县商业系统最年轻的股级之一。在等组织部发文任命鸿健任县供销社副主任的期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全县的人事都冻结。鸿健不太惋惜,就凭自己肯干肯钻研的劲头,前途依然光明。他在县城和乡镇之间,选择了远去铺前供销社任副主任。这一去就是3年,这3年里,铺前供销社拿遍了海南、广东、全国财贸系统的先进单位奖。。
(八)
鸿健调去铺前的前一年,娟子生下了他们的大女儿,鸿健很高兴,给老大名字里取了一个“庆”字。大女儿并不好带,大观嫂年纪也大了,从生产队长退下来带孙女。这时随着孙女的称呼,大观嫂变成了大观嫲。队里重新选举生产队长,结果娟子得了最高票。娟子知道自己绝对胜任不了,坚决推辞了。这一刻,娟子才更知道大观嫲的能耐远非自己可比。
第二年底,娟子又生下了二女儿,孙女胖胖的,大观嫲很喜欢,但是给老二取了名“洁”,意思是生女儿就到此结束。娟子更忙了。现在虽然还上生产队的工,但是不割资产阶级尾巴了。娟子下工后尽可能地多为家里创点收。她上完工回来,要到自留地种菜;晚上潮退后就跟着男劳力到小海去电虾;这几年总是干旱,家门口的村井无水可汲,娟子每天要穿田过村几里地,去挑几趟的水,直到水缸都满上;回来洗漱完,再到井口去洗一家人的衣服。
鸿健隔两三个礼拜的星期天从铺前回来。除了带回来铺前渔民烹的鱼肝油把两个女儿喂得肥嘟嘟的,鸿健还带回来说不完的山海经和形势知识。村里的伙伴仍然喜欢听鸿健聊天,在门口的大树下鸿健有聊不完的天和发表不完的演讲。娟子虽然喜欢听鸿健给她东掰西扯,但心内也嗔怪鸿健不帮她分担一点家务活,可是她不会说出口的。文昌女人勤劳贤惠的DNA天然地存在于她的血液里。
1978年,张明珍到了退休年龄,反倒被要求继续留在东方县建委发光发热。50年代和张明珍一起来到东方的外地同事,都想办法调回海口或家乡了。张明珍似乎安然于此,工作之余给邻居们看病开药,得到的感激是从窗户扔进来的番薯芋头粽子。一辈子耿直寡言的张明珍,想起儿女的接班和户口问题,托人将娟子的户口迁到了东方县城八所。娟子这算是农转非了。
这是娟子人生的一个机遇转折。但是娟子当时为另外一件事困扰和忧郁起来。1979年,娟子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当时海南已经发了计划生育管理条例。这孩子要生下来,就要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了呀。娟子写信问鸿健,鸿健回信说,生。鸿健理解的是,哪有怀上了孩子不生的。
娟子怀老三的时候,累年繁重的体力活使她贫血体弱,再加上她心里想鸿健是独子,延续香火一肩担当,心里又更多了压力和忧郁。老三生下来是个孱弱的女儿,大观嫲心疼幺孙女,带在自己身边养到4岁。在重男轻女的农村社会,大观嫲终其一生都特别疼爱三个孙女,对没有孙子一事表现出的遗憾都没有比娟子更多,也没有对娟子和鸿健施加压力。大观嫲说:“我也是有女儿的,所以人都要由己及人。”娟子更加深深地敬佩大观嫲,不认识字却智慧深远。
(九)
计生干部的信落在铺前供销社主任的桌上时,老主任知道没有办法护着这个他喜爱的下属了。老主任找来鸿健谈话,鸿健态度很磊落,组织该怎么罚就怎么罚。铺前供销社的职工们也眼巴巴地看着领导,等着有样学样地超生。因此鸿健自己要求调回县供销社,从头干起。根正苗红的先进青年鸿健,在生孩子这件事上第一次没有听党的话。3年停升职罚6年工资而已嘛,但他没有想到,往后的很多年间,这顶超生的帽子,比右派反革命帽子还难摘,每到仕途的十字路口,就有人自动给他再带上。
1980年,鸿健回到文城,娟子的户口也从八所迁到了文城。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天上午,鸿健和娟子骑着单车,上了紫贝岭,穿过县供销社的大门厅,来到单位大院的坎坡上。鸿健笑着对坐在单车前梁上的胖女儿说:“二呀,这儿就是新家了!”娟子脸上的汗水里映着骄阳的光辉,从此她和丈夫女儿们就要真正团聚在一起,开始新的生活了。
这里不会再有人叫鸿健这个名字。鸿健的本名是“强”字,“健”字是他干妈给他取的。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取名的时候,应该没有听说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但是这句话里的这两个字,冥冥之中暗合了鸿健光明磊落、自强不息的性格。为什么要自强不息呢,因为挫折不止。鸿健和娟子离开乡土,来到城市,在这里他们将经历更多的人情冷暖,有冷箭有暖流,有打击有风光。
不过这一刻,他们相视微笑,满怀信心地拥抱新的生活,因为爱情的种子已经长成了大树,足够为他们遮风挡雨。